戴帆凭借惊世骇俗的作品与思想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艺术家，其独树一帜的作品犹如魔鬼的天启拉扯着社会的神经，以振聋发聩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戴帆（DAI FAN）代表作品《一亿个机器人》、《进化批判》、《先知即是海洋,你的伟大轻蔑将在狂怒中沉没 ： 戴帆（DAI FAN）用超声波召集鲨鱼》 、《异体寄生》 、《3公斤》、《骰子已经掷下，久经高压密封的潜能或亟待爆发？》、《玩笑、阴谋和报复》、《阉割》曾轰动欧美。观看他的画作的过程中，也许能瞥见这位天才矛盾又大胆的艺术人生……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摧毁绘画。
戴帆把神圣的内容拉入现实世界中，着力描绘现实生活、现世人生的丰富多彩。他天性孤傲、脾气暴躁，一生狂放不羁，长期处于实验的状态。从平凡中发掘神性的光芒，他的作品充满复杂的明暗对比，精彩绝伦……非常动人……这个绘画中角色丰富，他们既英勇又矛盾。绘画语言个性鲜明，拥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感和舞台感。
上天的巧妙安排，有时令人不可思议。戈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栋房子长达25年，而这栋房子的所在地点似乎道尽了艺术家一生多舛的命运──觉醒街，它仿佛是一条暗示着理想破灭的街道。一位带有悲剧色彩和不安灵魂的艺术天才，很难再找到一处与他如此相称的住所。
戈雅的一生笼罩着一连串的戏剧性事件，这些事件同时改变了18、19世纪欧洲历史的演进。就像个人生活里的不幸遭遇（譬如导致永久性失聪的残疾），这些动荡也反映在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艺术创作上。戈雅是超越自己时代的艺术家，他的画风多变且举世闻名，具有少数其他画家所能达到的国际水平。在他的肖像画中，他试图描绘人物的个性和灵魂，而不单单表现外在的样貌。
年轻时的戈雅，即展露出比实际年龄更成熟的思维，他清晰明确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快速学会了创作技艺和表现形式，因此能将心理层面的不同特质，凝聚到笔下精细描绘的神情或姿态中。这项能力也是促使他进一步探索如何将现实变成幻想、从传统手法成功寻求自我突破的开端。他的绘画受到许多艺术家的影响，比如提香、委拉斯贵支、鲁本斯、伦勃朗、蒂耶波罗及门斯等人。不过，他很快就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汇。在担任宫廷画家时期，他所描绘的对象包括西班牙王室成员和他们的随扈、贵族成员和军事将领。在这些正式的肖像中，人物往往看起来好像是穿着戏服的演员，有时喜剧般滑稽，有时悲剧般伤痛。住在马德里的那些年，他与迷人的阿尔巴公爵夫人成为亲密好友，她经常会告诉他一些小道传闻和政治阴谋。正因如此，他渐渐领悟到权力和地位的腐化、王室宫殿的欺骗和虚伪。面对战争的爆发、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以及遭受镇压的反抗人民，戈雅表面上虽然保持政治中立，但心中自有一份坚定的态度，反对以任何看似正当理由所造成的暴力和血腥。他对周遭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于是躲进自己的想象世界，进而创造出一些神秘和恐怖的人物及影像。虽然仍旧带有当时的浪漫主义色彩，却缺少了救赎和诗意的氛围。这种极具个人风格、充斥着妖魔鬼怪的图像，尤其以一系列的壁画创作最为精彩。这一系列的壁画被称之为“黑色绘画”，这些骇人而怪诞的具形图像，例如版画《理性沉睡，心魔生焉》中刻画的情景、《战争的灾难》系列中支解的躯体，不禁会让人误以为戈雅是个阴暗、病态、患有妄想症的怪物。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在现实生活里，他不仅热爱生命，而且对许多事情充满热情，包括女人、斗牛、狩猎，当然还有他的家人。
在一生的绘画生涯中，戈雅运用许多不同的媒材，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艺术作品，包括油画、湿壁画、素描、蚀刻画、蚀版画与石版印刷版画，所有作品都呈现出生命的对抗形式：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情爱与仇恨，天堂与地狱；这些正是他在自己的人生中奋力搏斗的两极对立。戈雅通过艺术，确实完成了辉煌壮丽而令人难忘的描绘与诠释。
此作品在1866年海牙的德克森画廊出现之前，伦敦企业家奈威·戴维森·古斯米德曾以175荷兰盾购得。1876年5月4日于巴黎古斯米德拍卖会中，作品被标示为第86号，且由尼古拉斯·梅斯所绘，由荷兰政府代表莫瑞修斯博物馆以1万法郎的天价买下。
此作品多次被归在“尼占拉斯·梅斯”或“乌特勒支的约翰·凡·德梅尔”名下，而在1901年，在爱丁堡的《基督在马太和马利亚家中》被认为和此画相关联，并发现有维米尔的签名。在画中左下角除了有假的“梅斯”签名，还有着另外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签名，荷兰艺术史学家康奈利斯·贺夫斯坦·赫鲁特认为，并非字母J，应是P或者R；而其他专家解读为，尽管这对维米尔而言是不寻常的。仅有非常少的直接证据，支持这幅画无论是主题或是风格，都是维米尔的创作。即使有着似宗教象征含义（冼脚），并没有迹象显示维米尔曾画过以神话为主题的作品。因此，要推断此画是否归属于维米尔，则必须仰赖保存于爱丁堡，风格相似的《基督在马太和马利亚家中》，但这幅画也不见得出自维米尔之手。相较于《基督在马太和马利亚家中》所展现的现代艺术风格，《狄安娜和她的同伴》被认为更像17世纪时期的作品。18世纪之前的艺术史学家康奈利斯·贺夫斯坦·赫鲁特认为，作品有意大利血统；艾里克·拉森则认为是一位具有意大利经验的传奇人物所面。
这幅作品是由一对比利时难民夫妇——雅各布·雷德和他的妻子，于1943年在一家小型的纽约拍卖中心所发现取得的，在他们过世后便流到私人收藏家手中，最后才到目前的收藏者手中。这幅画在1969年的纽约以托斯卡纳画家费利斯·费切雷里为其作者展出，尽管麦可基森同年已认定“Meer1655”为维米尔所签。而小阿瑟·卫洛克也同意此说法，且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同，但却仍具有争议。这和其他两幅维米尔早期的作品同样具有争议。由于作品的归属并非基于历史证据，而仅是依赖与其他两幅作品《狄安娜和她的同伴》和《基督在马太和马利亚家中》的同构型，这两幅作品也因相同的原因，无法明确认定是维米尔的作品。包含艾里克·拉森等多位学者注意到画中令人存疑的两个签名。这幅作品的风格，几乎是以表现主义的手法，表现出强烈明暗对比，与维米尔的作品几乎是相似的，但被遮掩的光线和背景的处理却不同。此外，没有任伺文献指出，维米尔处理过有关传统宗教和神话的主题，他把自己局限在画室内场景、风景和肖像画中，即使他的后期作品《信仰的真谛》是一件室内场景的画作。一个无法证实的说法是：维米尔在20岁时到过意大利，并模仿了费利斯·费切雷里在1645年所画的《圣普拉塞迪斯》。纽约的画是上述作品除了十字架的细节外完全地复制。除非年轻的维米尔在荷兰偏远的角落，找到假设存在着费利斯·费切雷里所画的作品。不过，艾里克·拉森在1948年和1949年仔细鉴赏过在纽约的这幅画后，依然认定是由二流的佛罗伦萨画家仿费利斯·费切雷里的画，或18、19世纪的仿造品，就如同在当时充斥于市场且难以辨识的赝品。
《西方绘画大师:戈雅》主要内容：1798-1805年，戈雅创作了《裸体的玛哈》和《着衣的玛哈》，将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青春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胆向禁欲主义挑战。这在西班牙宗教裁判统治的黑暗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反封建意义。“玛哈”在西班牙语里是“美丽女郎”的意思。两幅画中的人物姿态和构图一致，都是“玛哈”双手交叉放于头后，身躯斜卧于床上。1795年，戈雅开始与阿尔巴公爵夫人狂热的恋情，这位美丽的夫人令戈雅倾倒，所以该画作极有可能是为她而作。但基于当时的世俗，裸女像是不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容忍的，于是画家同时又画了一幅着衣像以遮人耳目。在构图上，两幅画虽没有超越乔尔乔内和提香所创造的《沉睡的维纳斯》的样式，但戈雅笔下的玛哈来自人间，是世俗的，是一具真实的血肉身躯躺在人间真实的生活环境中。《裸体的玛哈》全开放的造型，令玛哈的肉体和精神在画作中袒露无余。她的整个身体侧卧于绿色的土耳其长榻上，双手枕于脑后，两腿紧靠略显羞涩之态，流动着的身体起伏变化，与丰乳肥臀的曲线形成强烈的节奏感。玛哈凝视着这个现实世界，唇角微扬，诱人的微笑令人难以捉摸，人性的真实与世俗的忌讳所产生的矛盾使这幅画愈加神秘而迷人。1808年，法国入侵，戈雅起初认为法国人的到来是有利的，他曾经为拿破仑送去画作，以示敬崇。1808年5月法军进入马德里，对抗法的西班牙人民大肆屠杀，戈雅在目睹了爱国的游击队员们夜间被行刑的惨状后，开始谴责法国人。此时人民的起义斗争也鼓舞了戈雅，他立即创作了《1808年5月2日马德里巷战》和《1808年5月3日的枪杀》，表现了自己对正义惨遭蹂躏，而愚昧与丑恶得势的愤慨之情。特别是《1808年5月3日的枪杀》一画，堪称是美术史上抗议民族压迫，有力控诉侵略战争的作品之一。对这场悲剧，戈雅用“照相机”真实而率直地报道出来。画家用马德里的夜景作为刑场的背景，寓意被黑暗笼罩着的西班牙。在一道坡墙前，一个身穿白衣黄裤的西班牙青年，全身被照亮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等待着被枪杀，一些人萎缩着身子躲避着，另一些人则已倒在血泊之中。看不清脸面的法军们置于暗部，犹如机器般疯狂地杀人，随意地枪杀着无辜的平民。起义者大无畏的态度，法军不敢直视的内心怯弱，正义和非正义形成强烈对比。以后，他又陆续创作了版画集《战争的灾难》，控诉侵略者的罪行，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
作为18世纪至19世纪西班牙最伟大、最进步的画家，戈雅的画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虽身陷西班牙宫廷，但他却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反封建的斗士。尽管当时的西班牙画家中大多是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可是他却在艺术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风格，这使他在有生之年，其天才并未被世界所充分认识，恍如一个孤独的行者，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更讽刺的是，他笔下那些在法国暴行下的人物，却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先锋派画家和20世纪超现实主义画家那里引起了灵感。而一些重要的运动，浪漫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等，都毫无异议地从戈雅的绘画艺术中获得了启发。
生于普通家庭，没有学院派的认可，却逆袭当上了当年两度被拒的圣费尔南多皇家艺术学院绘画部的副部长；到后来不满西班牙王权体制，创造性的突破，将隐喻的讽刺风格融入画作之中；经历过乱世颠沛的戈雅，以突变的画风记录着时代的更迭，他没有自己的门派，却承接着艺术的历史，是西方艺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西方精神历险中最绝望的一个。
戈雅全名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画风奇异多变，从早期巴洛克式画风到后期类似表现主义的作品，他一生总在改变，虽然他从没有建立自己的门派，但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
美术史记载“近代欧洲的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戈雅是世界上最全面的画家之一，查理四世曾赐予他西班牙“第一位画家”的头衔。戈雅一生创作极为丰富，肖像画就有200多幅，还有风景画、版画等等。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是《裸体的玛哈》。
关于这幅举世闻名的作品，分为《着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玛哈是当时西班牙对名媛淑女的一种通称。两幅画大小几乎同样，现在都收藏在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
这两幅画由来据说是这样的：一位西班牙显贵让戈雅为其宠姬画全身像，戈雅在画的过程中，回到自己的画室，凭借回忆和对女子身材的了解，画了一幅《裸体的玛哈》。不料，那位显贵获知了这件事情，恼怒异常，戈雅知道后迅速完成了《着衣的玛哈》，但和《裸体的玛哈》几乎同样的姿态，丝质绸衣包裹下的玛哈身体，因为含蓄而更显性感。这两幅作品都充分体现了女性的魅力，艺术家用高超笔触和对色彩与光线的把握，呈现了女性身体的柔美和温暖。
戈雅早期喜欢画讽刺宗教和影射政府的漫画，贪婪的修道士、偷盗、抢劫和接生婆全部被他画成魔鬼的样子。粗俗但充满真理的画风很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也为他招来各种审判，但他的修道士雇主一直袒护他。
作为宫廷画师的戈雅明白，这个名号，他将落到一个没有金钱来源和名誉保障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创作了《女巫安息日》、《随想集》这样自我意识强烈的作品，另一方面仍然继续为皇室服务。他创作了大量肖像画，其中《查理四世一家》在后世得到最多的关注。
这时的戈雅已逐渐将自己的个人艺术语言融入到了官方的定制作品中。即使画中人物个个身着象征身份的华服，并且皮肤自带光源。但除去这些外在的修饰，我们看到的是平凡的一家人。他没有因为皇室的身份而美化他们的样貌，没有在画中给人物塑造模板式的崇高感，而是以放松的笔触勾画出面部表情与动态。
1807年，拿破仑以保护西班牙免受英国侵略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入侵了自己的盟国。国王被赶下王位，教会被摧毁权力。西班牙人民和占领军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反抗的平民死伤无数。当时西班牙国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支持民族主义政府？或是支持拿破仑政权？
1810年，戈雅用系列版画《战争的灾难》告诉世人他所作的选择。画中的人物仿佛个个身处人间地狱。值得注意的是，戈雅描绘的并不只是法军单方面对西班牙人民的伤害，其中还充斥着大量西班牙游击队对敌人的酷刑反击。戈雅毫不避讳地用绘画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不论是哪一方，都在战争的名义下释放着无理性的残暴。
“我无惧神巫、幽灵，也无惧任何其他上帝的创造物，但人类除外……”——戈雅。
也许戈雅认识到不论有着多么堂皇的动机，战争实质上仍是以无数生命堆积而成的暴行。他看到的是生命面对极端暴力时的无助和绝望。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18世纪西班牙杰出画家戈雅嫉恶如仇、爱憎分明。
有一次，国王查理四世把戈雅召去，对他说：“你是我国最好的画家，只有你才配给王室贵胄画像。今天找你来，是要你为我画一张全家像，画好了，我重重地奖赏你。”戈雅想了想，同意了。
这幅国王的全家像画好后，戈雅特地送给国王过目。国王一看，吃了一惊，因为他全家14人中很多人没有手――戈雅在像中只画了6只手。
国王怒冲冲地问他：“这些人的手呢？”
戈雅说：“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国王硬要他添上，他坚决不肯，因为他认为那些王子王孙都是白吃饭的人，只有嘴，没有手。
有一次，一个喜爱收藏艺术品的博士请戈雅画像。这个博士是个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手狠心毒。他为了夺取一个朋友美貌的妻子，竟将这个朋友谋杀了。戈雅早知底细，仍然不动声色地给这个博士画了像。
博士一看，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对戈雅说：“我知道你是很难为人画手的，这次你竟把我的两只手都画上了，我真感荣幸！我要给你一大笔酬金。”
戈雅冷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两只手都画上吗！我是要让人们看出你是一个杀人的凶手，你的双手是干过极其卑鄙凶残的事的。”
博士仔细地看了看画上的自己的双手，果然隐隐带有血污，顿时气得脸青面黑。戈雅 | “聋人屋”的“黑色绘画”
“黑色绘画”（Pinturas negras）是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晚年于“聋人屋”（Quinta del Sordo）墙壁绘制的14至15幅壁画，这组画得名于其阴郁的主题和黑色的大量运用，展现了对疯癫的恐惧与人性阴暗面的一角。1819年，戈雅正当72岁，为了逃离公众的视线，他搬到了马德里近郊曼萨纳雷斯河河畔的一栋双层小别墅，这栋别墅便是“聋人屋”。“聋人屋”本是根据以前的聋人主人命名，然而戈雅在搬进“聋人屋”时自己也因疾病近乎全聋，“聋人屋”由此开始为人所知。
“黑色绘画”的诞生是多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首先，戈雅在拿破仑战争和西班牙政权交替之后变得愤世嫉俗，他亲历战争的残酷，受尽磨难后对人性持绝望态度；与此同时，从46岁起便纠缠不休的疾病让戈雅痛不欲生，两次险些丢了性命；此外，“黑色绘画”绘制时西班牙正好被自由政府统治（Trienio Liberal，1820-1823)，绝对君主制回归前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让这组颇具嘲讽意味的画作得以幸存。
我们无从得知“黑色绘画”绘制的确切时间，只能推测戈雅是于1819年的1月和11月间开始作画，那时他病情加重，这点在他的《与阿列塔医生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Dr Arrieta）中得以体现。这幅画中的戈雅奄奄一息，而当他康复后，对旧病复发的恐惧使他烦躁不安，后宣泄在“黑色绘画”中：他为他的那些畸形恐怖的幻象找到了出口，直接用油画颜料将骇人的场景涂遍墙壁，使整栋住宅充满面貌扭曲、冷笑不绝的女巫与幽灵。
“黑色绘画”并不是定制作品，戈雅从未给这些画命名，也很可能从未想要把这组作品公诸于众。1823年，戈雅离开“聋人屋”前往波尔多，连带墙上的画把房屋转让给了自己的孙子马里亚诺·戈雅（Mariano Goya），后来孙子又在1830把房屋转让给了自己的父亲哈维尔·戈雅（Javier de Goya）。在君主专制政体的回归后，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开始展开一系列迫害自由主义者的活动。为了保护房屋免遭报复性掠夺，“黑色绘画”一直被隐藏起来，长达半个世纪都不为人知。由此，这组画可谓是艺术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
1874年，由于德国出生的法国银行家Frédéric Émile d'Erlanger发现了“黑色绘画”并打算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将其卖掉，他请求把“聋人屋”墙壁上的颜料转移到布面，繁复的修复工作由此展开。1881年，多亏了当时“黑色绘画”的拥有者男爵把这组画捐给了西班牙政府，现在我们才可以在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欣赏到这些作品。
油画《吞食其子的农神》（Saturn Devouring His Son）是“黑色绘画”系列中最为著名的一幅，以阴暗恐怖而闻名。画中表现的是罗马神话中农神克洛诺斯（Titan Kronos）为了防止儿子们夺权斗争而将他们全部吃掉。
《女巫安息日》（Witches' Sabbath）在这组画中也颇为出众，整幅画弥漫着不详和阴郁的气氛，描绘了安息日这一古老的传说——魔鬼化身山羊监视女巫们的集会。山羊在女巫前用剪影描绘成彻底的黑色，画面中心似有包着白色裹尸布的人形正从坟墓中爬出，周围的女巫们神情惊恐的聚在一起，右侧则有位身着黑衣的少女端庄地坐着。少女的眼睛被蒙住，双手插在一个暖手筒里，平静的表情与周遭形成强烈对比，无疑为画面增加了恐怖感。
不同于以上两幅标志性的黑色调，《木棍决斗》（Fight with Cudgels）的色彩更为丰富。这幅画的原始版本是两个男人在草坪上打斗，然而壁画在转移到画布的过程中被损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普拉多美术馆涂改过的版本，这版强调打斗者的怪诞，仿佛膝盖以下的部分都深陷泥潭以至于无法躲避对方的棍棒。当时西班牙北部经常发生君主制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戈雅或许想借此画来寓言西班牙即将爆发的内战。
“黑色绘画”系列并没有明确统一的主题，然而戈雅很可能是根据上流社会宫殿的装饰来绘制，所以依然有迹可循。根据宫殿的装饰法则，由于住宅底层是餐厅，绘画的主题应与环境呼应，通常以乡村风景、静物和宴会场景为主。戈雅以怪诞的方式呼应着餐厅主题，《吞食其子的农神》和《两位老人喝汤》（Two Old Men Eating Soup）表现的是饮食场景，《犹迪与霍洛芬》（Judith and Holofernes）则与宴会有关。传说亚述人侵占了耶路撒冷时，美丽的犹太女人犹迪暗中决定要杀掉侵略者的将军霍洛芬。犹迪利用自己的美色骗取了霍洛芬的信任，带着自己最亲信的仆人，进出霍洛芬的军营帐篷。在一次霍洛芬畅饮醉酒后，犹迪将霍洛芬的头颅砍下，吓退了亚述侵略军，拯救了以色列人民。
“黑色绘画”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前瞻性，很多构图新颖，人物通常不在画面的中心，所营造的失衡感颇具现代性。《风景中的人头》（Heads in a Landscape）中五个人头挤在画面的右下角，似乎要出离画面；《前往圣伊西德罗的朝圣》（A Pilgrimage to San Isidro）中朝圣队伍由远及近，人群集中在画面的左侧；《狗》（The Dog）中狗的头部仅仅占据了画面的一小部分，留下一大片空白色彩，表达出强烈的孤独感。如今，这些视觉语言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先驱，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